深圳滴滴村：被互联网收编的司机和他们的江湖

07-20　网络资讯来源: 未知　　

“你要是觉得，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，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，“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，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，直到出现了“叛变者”夏正武。即使不是第一个“叛变者”，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。回头看来，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，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。

“叛变者”

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大望村，一直以大量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生活其中而声名在外，直到出现了“叛变者”夏正武。即使不是第一个“叛变者”，他也是最出名的那个。

回头看来，2015年4月那个傍晚发生的事情，远不止是一个49岁的出租车司机决意将自己12年工龄清零。他从此跳出了那张需要缴纳份子钱但也涵盖社保的特许经营权合同，也跳进网约车时代的滚滚浪潮里。那晚还是一个小型专车公司的成立起点，让一个与科技革命看起来很遥远的村庄开始了自我进化。

那个乘客与别人不太一样。从一上车，他就明显话多。“师傅，你看着开车技术不错，你开了多少年的车？”“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吧？”“那怎么没想到去开滴滴呢？”

在乘客汪国平看来，那个司机也是特别的。但凡打车，他就会和司机聊天，有些人根本懒得接他的话，有些人能聊，但答案不是他所期待的，提起滴滴不是充满愤懑之意，就是带有为难情绪，“我们不敢干啊”，或者，“车还没有到期”。但夏正武给人的感觉，健谈、爽快，他的租约马上就到了，他对滴滴的态度，似乎是开放的。

汪国平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，样子看起来精明老练，说话偶尔有一点夸大其词的倾向。他当时是小额信贷公司的老板，很多钱借出去了收不回来，公司一度要断掉资金链。但毕竟有几十辆车抵押在他手里，他想着转型成立专车公司，与滴滴合作。不是所有车都能派上用场——比如加长林肯几无用武之地，但他眼下亟待解决的并不是车。他缺的是好司机。

汪国平向夏正武发出了邀请。“你干脆跟我来搞专车吧。你是最合适的，深圳你闭着眼睛走。”

一个月后，汪国平的“快易达”专车公司成立，夏正武成为首批招募的专车司机之一。

专车司机与出租司机，像是移动互联网语境里的一对反义词，让人联想到彼此存在竞争并带有敌意的两个群体。把它们放到一起搜索，出来的结果是不同城市的出租司机打砸、围攻专车的新闻。

与互联网世界更为接轨的深圳，出租司机们的落差更大。除了滴滴，优步、易到等网络约车公司以及已被并入滴滴的快的，也早早在这座城市布局，通过一轮轮的割喉战，完成了市场教育。出租车市场遭到严重挤压。几年前，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月入一万五六，现在，七八千元已算是天花板。

但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与同是大都市的北京、上海的区别在于，本地人占比极少。湖南籍司机一度占据半壁江山，其中以攸县人居多。夏正武原籍益阳，是攸县的倒插门女婿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，亲带亲，邻带邻，像快速迭代的无性繁衍，攸县人相继涌入出租车行业。而城中村因为房租便宜、停车方便，成了他们首选的栖居地，攸县老乡们选择在故土之外，继续做老乡。皇岗村、石厦村、大望村，都是深圳人众所周知的“攸县的士村”。据估计，大望村住有1000多名出租车司机。

?大望村是深圳著名的“的士村”，但现在村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专车司机。

两条相互竞争的叙事线索被并入一条。很快，整个村子知道，有个出租车司机变成滴滴专车司机了。通过口口相传，一些消息在村里被交叉验证着：他第一个月交了12000块钱给他的妻子，这是他妻子在“太太团”聚会的时候聊起的。当男人们找上门来问，夏正武承认了。

那段时间，每天都有老乡上门咨询。早一批，晚一批，与出租车早晚7点的交接班时间相对应。夏正武实在，把自己所知道的——甚至他的收入支出的所有细节，全部分享。但他也很谨慎，不轻易出具意见，“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要不要搞，你自己判断”。如果那人表达加入的意愿，他才带着去见老板汪国平。他也害怕时势逆转，带人入错行，“他们以后就会挑毛病，当时要不因为你啊……我没有必要。”

但对于亲人，他还是帮着拿主意。45岁的谢学文是他外甥，2015年10月交了车，打算回长沙做货车司机的老本行。夏正武向他陈述利害，劝他“一起搞滴滴”。

谢学文算是被迫离开出租车行业的。2015年6月，他的副班司机不干了，跑去开滴滴。“招副班”的告示在车后窗贴了几个月，硬是招不到人。每月一万两千多的份子钱没有人帮他分担，出车的时间更长，但赚钱反而少了，算下来只有四五千元。公司向他承诺会降租，但一拖再拖。如此熬了4个月，他再也无法忍受。

“我的头脑很简单，就觉得出租车做不下去了，我就不做了，也没想可以转一下。”谢学文说。舅舅虽然只比他大几岁，但“舅舅永远是舅舅”，说话管用。对于有意离开的司机，出租车公司总会动用各种说辞挽留，但他们大概不会想到，那个最有效的游说者，曾是己方阵营的一员。

恰恰是昔日技艺与经验，成为这些老司机们在新行业成就卓越的机会。“不认识路是最麻烦的事情，但出租车司机都是活地图。”汪国平说。他的专车公司除了租车费用，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总体进账的返点，而出租车司机们从来没有让他失望：他们能吃苦，习惯长时间作战，同等时间往往能赚到更多钱——他们知道哪里是订单高发区。在招募员工时，他对其他行业的人会慎重选择，但对出租司机——夏正武至少介绍了十几个人，来者不拒。

2016年年初，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让夏正武在村里再次红了一把。因为服务好、用户评分高，也因为那段转型故事，滴滴公司将他树为模范人物，并以他为主角拍摄，发布了一组图文，在网络上传播很火。他因此被同行们笑称为“滴滴村村长”。采访的邀请纷至沓来，有几个星期，手机被记者打爆了。

夏正武并不开心，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。“每天接电话的时间都多过我做生意了，”他向汪国平抱怨，但又不能设置拒绝陌生来电，“我不是靠出名吃饭的，我是靠干活吃饭的。”他告诉《博客天下》，“你们是第三家采访到我的媒体”，并发誓这将是最后一家。

一次，有个乘客看了他半天说，好像在新闻里见过他。他装作不知道，敷衍了过去。“因为很多人心态不平衡，”他后来解释，“你服务好？你出名？我给你打个一星（即最低分）试试？会有这种人。”

转型之后，许多事情都随之改变。座驾售价近20万元，手刹变成自动挡，开起来轻松得多。

但他也失去了一些以往的乐趣，载客需全程静音，他钟爱的草原歌曲，没什么机会播放了。出车时间全由自己掌控，想休息随时休息，没有交接班的捆绑。在街上不停兜转的接客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式，现在他把车停靠路边，等待平台派单即可，没有订单时，还可以睡上一觉。“现在比原来更自由了。”夏正武反复强调。

然而有一些事情，是恒久不变的。

按照新公司规定，每月有4天假期，提前报备即可获批，不过夏正武、谢学文从未休息过。在出租车行业，主班司机比副班司机更吃香，摊的份钱少是其次，主要在于无需跑夜班，“睡眠质量会好一些”，但现在，熬夜是常态。他们通常每天上午10点出门——为了避过早高峰堵车，夜里一两点回家，如果订单多，则可能跑到三四点，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以往开出租。出租司机夏正武，在交班后吃过晚饭，保持着在公园散步的习惯，但专车司机夏正武，想散步唯有绕着车走几圈。

他没有机会和妻子、女儿道晚安。

夜里12点后，专车陆续回村，一旦过了3点，找车位将非常困难

日入1000元是夏正武的平均收入，但看起来惊人的数字，是要经扣减的，每天租车费用200元，21.77%的流水额需上缴平台，油耗也要一百多元。

没有任何人强迫他，他自愿委身在那个逼仄空间里，成为车的囚徒。“你要是觉得，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，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，“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

从老板到司机

贺军与夏正武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攸县人。

“夏师傅是典型的老实人，做事踏踏实实。攸县人性格跟他差不多，谁吓唬他一下，让他给几千块，他也会给。”贺军说。

他坐在他开的湘菜馆里，毛主席的画像就挂于壁上。他外号“肥仔”，有一副臃肿的身材，留着板寸，脖子上戴着条粗硕的金链子——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给人一种无害的敦憨之感，去开滴滴时，他会遵守规定将链子摘掉。饭店是他的主业，开滴滴只算兴趣爱好。

与夏正武的谨慎风格不同，贺军直言不讳到令人惊讶。他看好滴滴，理由是，“政府想打压你，通过平台呼叫所有车，守在那里抓就行了，来一个抓一个，一下子打尽。何必出去抓车呢？”他认为现在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微妙的平衡，“大领导怪罪下来，他说我在执行了。”

他也是大望村的老住户了。2007年，他在大望村开了这家湘菜馆后，搬进这里。“我算半个地头蛇，什么风浪都见过。”他说。开店不到3个月，东北混混、本地民兵与关外来的复员军人3伙人，就在他的店里发生口角，各自叫了人，展开对峙。他摆了两桌好菜，请各方头脑坐下来，平息事端。夏正武等人从未接触到村里的领导，但贺军与他们关系熟络，他们常来店里吃饭。大望村没有人敢欺负到他头上。

那些年，攸县人贺军从不与“的士佬”来往，成天厮混的多是生意场上认识的外地人。“打车时你跟他说攸县话，好像要占他便宜似的。”他解释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，攸县司机遇到老乡打车，结算时要少收几块，把零头抹掉。

但据侄子贺背的说法，主要因为当时贺军高傲，瞧不起人。贺背今年24岁，从15岁起就出来跟着叔叔学厨。“他经常不跟你说话的，馆子里的人都怕他。”

贺军与侄子在他开在大望村的餐馆里吃午饭（左一、左三、左四依次为贺背、贺军、贺熊）

1989年，14岁的少年贺军带着几十块钱只身闯深圳。在餐饮行业，他在曲折中一路上升，成为厨师长，获得股份，最多时手下带着200多人。他身上有股野蛮的生命力，粤菜原本是他的专攻，但因为湖南人身份，手艺再好也难被认可，才半途改学湘菜。“我以前家里很穷，钱都是自己赚到的，没人管到我。”他自称是家里的土皇帝。2007年时他最志得意满，在深圳的几个不同地方都开有餐馆。

但也正是那一年，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。他沾上了赌博。

麻将、骰盅、牌九，乃至香港的跑马，什么都赌。他的瘾越来越大，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。当然是输多胜少。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，在一场麻将中作价320万元输掉。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，十几个小时里，他先是赢了260万，但竟不收手，直至输掉500万。当时他身无分文，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，押着他回深圳。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。

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。他父亲赶至深圳，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。他死咬住不说。“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，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，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。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。”他对父亲说。父亲气得半死，当晚就回了老家。

至2009年时，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，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。他对妻子说，这些钱你拿走，我们离婚吧。讲了几次，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。

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。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。“利息一分钱没有，本金我慢慢还。如果不同意，就一分钱不给了。”按原约定，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，他根本还不起。他横下一条心，如果来硬的，就做一辈子的混混。

对方唯有同意。某种程度上，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，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，而非笼统一笔账，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。此时，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，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。

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。连续4年春节，他都没有回过攸县。“因为没有钱。我们那里讲究排场，过年要放炮。”

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，贺军讲述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。比如他说到，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，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；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，他也没有失眠，倒头就睡。

但他还在赌。澳门去不了，就在村里赌小钱。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，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，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——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。“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，当我倒霉的时候，他们都离开了。”他说。

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——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，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，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。全是小账，“你那里几千，他那里几千，我觉得很烦了，给我压力太大了。我才戒赌”。

2015年中，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，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。最开始是开快车，后经人引荐，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。赚钱在其次——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，在受访的夜晚，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——重要的是，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，就不会想到赌。

“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。”贺军说。

每晚他在后厨帮忙，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，才开车出去。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，每次出去哪怕再晚，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。

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，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。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，也算不上舒服，“我肚子大一点，白衬衣就有点绷”。但就像变装的超人，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。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，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。

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变得封闭而沉默。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，他被抛在了最后面，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。而攸县“的士佬”呢，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。

现在，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。因多年来在村中的“江湖地位”——也是顺应本人意愿，他担任起名为“赏罚群”的微信群群主，管理账目。按公司规定，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，罚100元，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，汪国平奖200元。利用这个小金库，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。不久前，司机们还一起去了趟大梅沙。

至少按贺军的说法，从前的老板朋友，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，“他们说我变了，不是以前的‘肥仔’了”。

滴滴不是万能药。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，是他自己。而他的妻子，当然还是原任，依然在他的生活里。

只是在某些时刻，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。比如，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，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，“手气还可以”。

家族

联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条隐形纽带，就长在大望村里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生活变迁标示了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史。

2003年，夏正武到深圳之初，就住进了大望村。在那种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，他住4楼，楼下住着妻子的哥哥与姐夫——他们更早些年就来深圳开出租了。这种家族式蚁居，或许初衷只是图个相互照应，事实上足以对房东形成合力的对抗。“每次说要涨房租，都遭到司机的全体反对，他们会联合搬走，”一位房东抱怨说，“因为这里的司机都是集体住在同一栋楼里，他们搬走了，一栋房子就全空了。”

当时的出租车行业是香饽饽。“一般白领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，高级白领是三千多块钱，但我们能拿一万多。”

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，想申请到一辆车绝非易事。“你去搞车，队长把抽屉打开，你把现金装到信封丢里面，他把抽屉一关。”夏正武回忆，“茶水费最少6万。反正行业里这么一句话，如果你当队长，经历过一次旧车换新车（需重新申请牌照），你就赚了。”这个潜规则在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严格禁绝。

副班司机虽无需操心牌照，但也需要关系。“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，你会跟他搭档，把车交给他吗？你不会的。”乡邻关系自然地成了一种准入门槛。

住进大望村后，夏正武从来没有搬过家。“环境确实非常差，但你想我每天干活这么辛苦，让我搬家我也不想弄。”他的一室一厅在2003年时月租是350元，现在涨到1100元，大约只有市区公寓的三分之一。

夏正武逐渐把他原籍益阳那边的亲友——这些年算下来至少有十几个人，引入到深圳开出租。光在他家长期借宿过的，就有4个人。直至现在，客厅里还摆着张床，以备接待客人。外甥谢学文也在舅舅家住过，他考了两次上岗证才通过，前后住了一个多月。稳定下来，他才搬到几分钟步距的另一幢楼里。“出租车司机好像群居动物，都是我介绍你，你介绍他，然后枝繁叶茂，越来越多。”夏正武说。

夏正武当年带外甥谢学文加入出租车行业，现在又带他开起专车（左一为夏正武）

总体而言，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，但家人有事，他会冲在前面。他承认，有几次“打仗”，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。

几年前在加油站，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，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。他勃然大怒，呼叫老乡支援。当时已至下半夜，大家都不接活了，一路飞驰过去，“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”。

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，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，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，一哄而散。后来警察来了，问是谁打的。谢学文回答，都是路见不平的，不认识，打完就走了。他最后赔了500块钱。

“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。”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，“老乡不帮老乡，谁还帮你呢？”

“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，他们就是一群流氓。你管得好，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。”汪国平说。

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。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，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，也不可能“打开抽屉”。他没有什么实权，更多近乎一个荣誉，以及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，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，甚至是他的亲戚，他的声音至关重要。

“如果老汪说，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，因为他是老板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，不可能害你啊。我从来不说假话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
在法律关系上，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，并无日常交集。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，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，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，而一旦控制不当，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。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，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。

汪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，是贺军。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，而且，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。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，私下里他也会说，“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”。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，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，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“肥仔”—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，只有3个侄子不能。

“肯定要叫叔啊，辈分不能乱。”28岁的贺熊说，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，学煲瓦罐汤。

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。过去几年，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，本想去广州开出租，贺军召唤他——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，他就回归了。现在，他就住在贺军家里，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，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。

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，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。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。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。“生他的时候，他妈差点死掉，背出来去医院的，所以叫他贺背。”贺军说。

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，生意垮了，亏了80万，才决意投靠叔叔。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。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，车还没发到手。

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。每天上午出车前，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，其他时间赶上饭点，也一起吃饭。当然是免费的。

贺熊初来乍到，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，带他在村子转。他提醒侄子，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，“打牌的都在那边”。

与许多城中村一样，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。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。早些年，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。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这里，负责给龙岗与平湖的迪厅、夜店看场子，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。现在，大的帮派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。

走在村里的路上，一辆车迎面开来，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。车驶过后，他轻声说道：“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。”

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，“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，我一分钱不还你们”。

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，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，但只要碰到一起，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。“3天只做1000多元？”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，“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。”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，“耽误时间”，他嘟囔着。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，过生日喝酒去了。

他每天查岗，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。如果没有，就直接打电话。他订下规矩，看见他的未接来电，必须马上回复。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。

有一次，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。他就没有出车，约上贺背，几个人把手机一关，去宾馆打了一天牌。晚上回餐馆，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：“如果你们这么瞎混，全部滚出去。”原来，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。“定在那里没动过，肯定在赌博。”

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，“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。从打小牌开始，输了钱，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”。

实际上，他们只算远亲。在攸县农村“贺家组”的56户人里，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。“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，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，全部要管，包括与老婆吵架。”贺熊说。

角色转换

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。

那是2015年5月，他刚开滴滴快车，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，结果遇上了堵车。那人一直骂个不停，他很快就受不了。他半途放下乘客，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，“你不用找了，反正我不拉你了”。

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，别人告诉他，这种遭遇挺正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作为回报，他获得了一个“一星”的最低评价。

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，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。事由是他不对，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，他想早些回家，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。把客人送到3个不同的地方后，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，拒绝付款。车费是280元，他赔了女人300块钱。

“300块对我没什么，但我刚刚做滴滴，不想被投诉。”他回忆。

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，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，有经理顶着。“那个女的太狡猾了。人车不符，你可以不上车，把所有人送完了，才说不付钱。”

“酸甜苦辣都尝过，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。”贺军感叹。

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。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，他们需要对抗的，是昔日的惯性。

谢学文从来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开出租车时几乎不和乘客说话，看见有人招手，停车、开车、收钱。但现在，他必须要说了，接单后的标准用语是：“您好，我是您的专车司机。”

而当他说起话来，又是个大嗓门，瓮声瓮气的。他必须控制，用一种略显怪异的发音方式——听起来他好像在依赖鼻腔说话，才显得温柔一些。但有时乘客听不清，他就想，“完蛋了”。

最初开专车的一段时间，他的评分只有4.7，属于全公司垫底的极低评分了。他很苦恼，向舅舅抱怨，就差给乘客当孙子了。比如有乘客抱着小孩坐在副驾，他会说：“先生，您这样坐是不行的。”那人说没事。他有点着急，但还是客客气气，“路上很多摄象头，抓到了要罚款的”。那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
“我能再说吗？我说了，他给你一个一星怎么办？”以前在出租车上，他哪需要管这些。

“你表达的是你的立场呀，你是怕扣分怕罚款，你没有站在乘客的立场。”夏正武给外甥演示正确的方法，“如果急刹车，这个小宝贝坐在前面不安全。这样乘客很愿意接受的。”

“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哟！”

“换位思考，懂不懂？换位！”

慢慢地，谢学文的评分也长上来了。“他那个人毕竟学历不高，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他也说不出来，但是这个人是诚实肯学的，我一教呢，他还是会听我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
谢学文以前不爱搭理乘客，但现在他有意识地在提升自己的亲和力

贺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。这一年，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：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，贺军返回出发点，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；一个面色忧郁的香港人去皇岗关口，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，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；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，靠着手机打字，最终顺利抵达……

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，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，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，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，以避免投诉。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，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，照价全付，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，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。

贺军发现，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。

从有些角度看，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。乘客一旦投诉，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，司机就要接受罚款，还会影响每月返点。一位司机讲述了某次他的两难处境，情侣在他车上，一个要调头回家，一个坚持往前开，他不知道听谁的，两个人都是他的“上帝”。他试图调和，被骂了一顿，拿到低评分。

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，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。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——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，才接到乘客电话，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，订单取消。

在所有受访者中，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。“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？服务。你凭服务赢得市场，而不是靠价位。”

他们更有礼貌。他们更友善。他们更在意你的感受。但他们不是新的人类物种，他们是你在出租车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机。他们都不完美——谢学文说话瓮声瓮气，贺军是个赌徒，夏正武曾为侄子出头打过人。

但这些不完美的人，尽力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服务。

同一个屋檐下

置身大望村，你很容易忘记这里是广东。村里餐馆选择不多，湘菜馆占了绝对多数。湖南人钟爱的槟榔在每个小卖部都可以买到，贺军店里的伙计一天要嚼4包。“攸县”成了一种商标，如果说用在餐饮业尚可理解，但一家理发馆与修车厂也冠以攸县字样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在这里全天都讲攸县话。”贺军说。

如果稍微观察，你会发现大望村壮年人占了多数，老人和小孩占少数，与湖南的村庄恰恰相反，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齿轮。

很多人都会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，小的带在身边。贺军16岁的大女儿在攸县读中学，9岁的小女儿则在大望村读小学。很难视她为广东人，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，在这个村里，广东话是排在普通话与攸县话之后的第三通用语言；也很难视她为湖南人，因为她尚缺那里的生活经历，她在大望村出生长大，老家总计只回过2个月。

无论贺军与夏正武有多少不同，至少有一点上是一致的：他们在大望村已经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，但依然对这个地方缺少归属感。

“这个村子我不喜欢也不讨厌，但我喜欢老家，永远不会改变。”贺军说，“这里的米粉虽然叫攸县米粉，但没有攸县的味道。”夏正武则肯定地说未来要回湖南，“等我孩子一上大学我就走”。

10年前的大望村，最多的是制衣厂。互联网对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制衣厂的逐渐消失。信息透明化的力量与网购的消费习惯，杀死了欠缺竞争力的小作坊。

现在，第二波改造来了。

尽管变化仍持续发生，就目前来说，出租车司机转开专车的，还是少数派。更多人的心态是保持观望，不敢冒险。

而即便像夏正武这样的先行者，也选择每月租车，而非像贺军与其侄子那样自行购买。实际上，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还高一些。
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如果追问下去，夏正武会忸怩地说，“因为这个新生事物，政策性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搞多久。如果我买个车，搞一年就搞不了了，那我折现卖掉的话，这一年白干了。租车简单，我不要操那份心”。

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，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，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。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，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——发短信都很少，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。加入滴滴后，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，“滴滴”是必须的，另一个是微信。

但直至现在，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：他总是忘了看微信，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，有事直接打电话；由于跟不上“抢红包”的节奏，一位滴滴的总监在过年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，“是不是最近有情绪，怎么一个都没抢”；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，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，若非被提醒，他意识不到眼睛是闭上的。

2015年1月，汪国平将公司的新年联欢会放到贺军的餐馆举办，他不放过每一个普及滴滴的机会，“滴滴专车公司”的条幅就高高地挂在店门之外。这个举措引发了内部的担忧。这里可是传统的的士村啊，“这么高调不怕被砸场子吗”。

这种敌对是可以理解的。两个阵营的人总能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相遇，专属经营权被共享经济（滴滴的专车、快车有近80%是兼职司机）所挑战，而最烦躁的是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主要还流向了那一方，有些乘客上了出租车竟然还会毫不客气地褒贬评价。都是滴滴的错。

即便夏正武也承认，当他还开出租车时，对滴滴“有一点讨厌，如果你问我路的话，我就不会告诉你”。而谢学文开了滴滴后，也能感觉在路上遭遇前同行的怨气，“他知道我们是干滴滴的，有时候超你的车，或者变道，对你不客气”。

但那场联欢会平安地结束了。

其实，弥漫于外界的滴滴与出租车的紧张气氛，在这个处处是熟人网络的村里并不存在，每个家族都有不同阵营的人。双方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，比单价，比客源，购车要多少钱，被抓到罚款多少钱，每月赚多少钱。“天天就是聊这些，对比。”贺熊说。

在夏正武印象中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深圳出租车只停过3次工。一次是非典期间，一次是争取燃油补贴，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1月，针对滴滴。

停工发生，大望村的出租司机向来共同进退。“有时候并不是心里想罢工，是为了大局，”夏正武说，“大家都罢，你要不罢，你以后在这个村里面怎么见人啊，人家说你八辈子没见过钱。”

尽管停工是因滴滴而起，乡邻间的和谐关系并未破坏。夏正武记得那天早上，他大哥把出租车停在门口，对他说：“你快出去吧，外面好多客。今天让你们赚个饱。”

那之后的几天，深圳政府发布消息，“鼓励出租车企业降低租金以减轻驾驶员的负担”，并对每辆车发出每月2000元的补贴。

“其实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，出租车就不会饿死了。他们心理上受到安慰，政府还是重视我们，就像解决两千块钱，第二天就开工了。”夏正武说。

从前开出租时，他也琢磨过行业改革。“但是我想又有什么用呢？谁会给你改革？因为它没有受到冲击的时候，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。”他认为两个阵营不该敌对，“相反有滴滴专车之后，你出租车司机更有理由，让政府和公司做出让步，减租。如果没有滴滴，一辈子都不能实现。”

夏正武获得过“优秀出租车司机”的证书，全年无投诉、无违章、无罚款。他说他从不绕路，捡到手机会返还失主，但他也承认，他会拒载。